[8]在合资完成后，一些日本人如长尾雨山(后成为《东方杂志》撰稿人之一)等相继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比如根据《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第14条第2项的规定，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职责之一便是制定和完善人民法院廉政制度。此时，由纪委和监察委员会派出的派驻纪检监察组同样可扮演该异体监督者的角色，但尚需优化派驻纪检监察组与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的模式，以避免受制于其所驻在的人民法院，当然亦不可行使理应属于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职权。
由于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皆属司法机关之范畴，人民法院监察部门与人民检察院监察部门在属性及制度功能上亦颇为相似，加之人民检察院监察部门同样未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而转隶至监察委员会，故而本文关于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探讨和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亦可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检察院监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奉献微薄之力。{26}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中所强调的司法责任即为法官的特殊责任。而行政事务主要为人民法院内部行政组织、人员考核、人事奖惩和经费使用等，此类事务既然已牵连到法官行使审判权与个人切身利益，因此，如果能让法官参与决定，当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审判的工作环境。四、完善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路径探讨 诚如上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引发法官的多源监督格局发生变化，并由此影响到人民法院监察制度的作用空间和制度功能。五、结语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这尤其体现为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与整合。
比如在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是国家权力机构，但人大及其常委会却未必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就人民法院内部的所有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立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9条的规定，在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内设立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面对司法解释(特别是解释和规定这两类[35])，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能否穿破立法机关与审判机关间的职权屏障？前者是否要像对待个案那样对待司法解释？尽管有学者主张将司法解释纳入其调整范围，[36] 2000年《立法法》却将其拒之门外，因为立法者并不想承认司法解释是一种立法形态。
[60]同时，宪法对这两种身份进行了功能上的区分。[79]这不同于全国人大针对其常委会所行使的监督权。以中央层级为例，作为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最为紧密，双方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两院尽管也负有执行和实施法律的职责，却未被定位为人大的执行机关。
[7]参见吴邦国：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2003年3月19日在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3年第2期，第231页。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中，我们都能够找到这些权力所对应的同类型权力或同质性权力。吴家麟教授认为，人大行使法律监督权，是由人大作为最高层次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性质决定的。职权分离和独立并未完全让位于组织优位。[77] 2、法律保留事项与国务院的职权立法权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立法法》进一步厘清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之间的立法管辖权边界。
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和其他国家机关都在他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为此，宪法创设了五个最高的机关在分别统领五种不同的国家权力功能分支。[80]参见就全国人大检查《农业法》执行情况的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98页。另一方面，国务院在执行法律、法令的过程中，必须展开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并统一和协调国务院所属机构和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所以它又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同理，国务院之所以要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也由于后者是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59] 五、双重角色下的议行融合体制及其对权力配置的影响 (一)双重角色下的议行融合体制 宪法对人大赋予了双重身份——既是权力机关，又是立法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国家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国家检察机关。[37]尽管该论断并不具有宪法规范基础，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应受到人大法律监督权的影响、甚至约束应无争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的法律外延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包括宪法？如果包括宪法，是否意味着审判权的行使可以超越狭义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约束，甚至可以对法律本身的合宪性进行审查？齐玉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部分法官尝试进行一场移植美国式违宪审查的脱敏试验，尽管此案涉及的争议很难称得上是典型的宪法诉讼。[65]同注[1]，蔡定剑书，第320页。[59]详见林彦：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第16页。[6]参见李鹏：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3期，第222页。它到底是审判权的一部分，还是属于立法权？如何定性直接关系到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方式的合宪性评判。
宪法将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定格在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仅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违反宪法、法律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而无权对其行使变更权。[71]为此，先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相关的议案，建议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80]在立法程序中，尽管法律的生效需要国家主席的签署，但国家主席并不被明确赋予否决权。在宪法文本中，一府一委两院被明确要求向权力机关，而非立法机关负责。
后者则重在处理人大与一府一委两院的立法职权边界。此后，该立场也不断地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重申，[7]并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韩大元：试论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法学家》2003年第5期，第16页。[19]同样，学界同仁提出的将政协提升为国家机关的建议也必须通过这样的程序进行审议、成为现实。
[44]刘松山：对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些建议，《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37页。[9]参见张锡恩：论民主集中制法制化，《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94页。
由于人民可以对各级人大问责，后者必然要对其所产生的一府一委两院问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草案曾规定，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投资巨大的国家特别重大建设项目，国务院可以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根据合作关系及分享权力的可能性及程度形成了一个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机关间关系紧密度向外逐渐减弱的差序格局，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内向外依次排序。[41]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实际上也成为了全国人大的常务代表。
[49]详见林彦：《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宪法基础，《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第39-45页。注释: *本文系2016年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宪法监督制度的体系化构建(16SG12)阶段性成果。[29]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之间的立法权边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82]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04年8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7期，第547页。
在我国，监督权总体上不能突破机关间组织法上的屏障从而触及监督对象的核心功能。[28]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3-17页。
[12]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5、1436、1437、1442页。其次，宪法不仅要求政府向人大负责，而且要求其报告工作。
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能行使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可以通过授权让国务院分享本应由其行使的立法权。
